杨虎城平反碰壁,彰显国共史观差异

杨虎城平反碰壁,彰显国共史观差异

  杨虎城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被软禁,并于1949年9月被国民党杀害。杨虎城长孙杨瀚曾在2005年和2006年多次写信给连战和马英九,请求为杨虎城“平反”。

 

  杨瀚让国民党为祖父杨虎城平反的想法已经碰壁,虽然这几年来他一直为此而努力。“我还没有放弃,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推进。”11月22日,他对记者说,“这个事情肯定是要突破的,否则(由西安事变推动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怎么评价?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但我对最终的结果还是有信心。”

 

  1996年杨瀚生起为祖父平反的念头,并在2005年付诸行动,他的作为虽然掀起舆论热潮,甚至引起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注意,但终究没有下文。今年10月,记者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与馆长邵铭煌聊天,他提到杨瀚还专门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立场是:将领杀死领袖随从,并将领袖扣押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合法的,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行动平反,根本不可能。

 

  邵铭煌的态度,决定了国民党短期内不可能为杨虎城和西安事变平反。这显示出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差异。在中共的评价体系中,杨虎城和张学良是民族英雄,但国民党并不作如是判定,张杨此后被软禁或暗杀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两蒋统治时期,国民党党史一直都刻意回避那一段历史。杨瀚此番并不顾及国民党的尴尬,要其为自己祖父和西安事变“平反昭雪”,和国共开始第三次握手有关。而邵铭煌对记者表示,可以为杨虎城被非法杀害道歉,但不能平反,因为平反涉及对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国民党对“西安事变”持批判态度,这种评价迄今没有变过。

 

  宋子文不可能陷害杨虎城

 

  但在交涉的过程中,邵铭煌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将张学良送军事法庭判刑后特赦,然后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对杨虎城更为宽大,没有军法处置,只是让他出国。既然杨虎城答应并且事实上也出国了,为什么又回来?

 

  杨瀚在《杨虎城大传》里,提到米暂沉(曾任杨虎城秘书)后人米鹤都那有宋子文让张学良回国的电报。杨瀚认为是国民党引诱杨虎城回来的。但邵铭煌对电报的真实性怀疑,因为宋子文在西安事变后对张杨都是比较保护的。

 

  对此,历史学者杨奎松表示,宋子文对张学良肯定是比较保护的,对张也是有承诺的,但对杨虎城则没有这样一个承诺。不过,他觉得,有电报没电报和阴谋都没有太大关系。蒋介石通过什么方式希望杨虎城回国,是有可能的,但和宋子文的阴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根据对宋子文的研究,从来没有发现他在这方面跟蒋串通一气,要害杨虎城,“这是不可能的。”

 

  “按以往的说法是,抗战爆发了,杨虎城自己要回来抗日。实际上他是公开回来的,回来后被拘禁了。”杨奎松说。

 

  被拘禁的杨虎城,1949年在重庆被杀害。虽然占据国民党党史馆的地利,但邵铭煌也没搞清楚,到底谁下令或同意作这个处理:“很多人都说是蒋介石,但这个也没有证据。当时大陆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杀害是事实,但这种政治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很多未必是最高当局下的令。”

 

  大陆目前也没有发现更新的证据,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基本上还和过去差不多。对杨奎松而言,这也是个谜题,“沈醉的回忆录实际也提到了,没有上级的手谕,他提到这件事情可能和毛人凤这些人有关,但具体由谁下令,他也不清楚。”

 

  西安事变不可能是杨虎城主导

 

  作为杨虎城的孙子,杨瀚近年着力研究杨虎城的历史。他认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主要作用。作为一个例证,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这个说法很难相信的。因为无论是从中共保存的双方接触交涉的档案资料看,还是从张学良自己上世纪50年代写的回忆录看,这一点都很清楚。肯定是张学良一直在主导这件事。”杨奎松说,杨虎城与中共的交涉一直十分谨慎,与中共结盟的时间也比张晚得多,张学良1936年4月底就有与蒋撕破脸的想法了,中共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就是建立在与张学良的合作之上的,最初的所有计划都没有提到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当然,就后来的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法而言,确是杨虎城出了一个主意,主张利用蒋来西安视察,把蒋捉起来,这也有档案可以证明。

 

  杨奎松进一步表示,张学良当时觉得,已经无法劝蒋停止剿共了,但杨虎城说还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是真心干的话,就是趁蒋介石来的时候把他捉起来。不过,在这之前,张学良跟中共在4月份下旬就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要反蒋,无非就是时间问题。他想等半年。半年之内他准备一些工作,等苏联的态度。红军当时在陕北有一万多人,东北军有十几万,这才是后来会发生西安事变的最主要的前提。

 

  至于张之丙给张学良作的口述,杨奎松认为,很多问题提得不到位,因此对了解西安事变的史实帮助不大。

 

  台湾一些学者认为,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比张学良强硬得多。但在杨奎松看来,实际上两个人的态度差不多,只是在12月25日最后放蒋的时候,要不要蒋写一个书面的承诺,双方才有分歧。包括放蒋,杨虎城也是同意的。而且要蒋的书面承诺也是中共中央先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提出来以后,杨虎城就觉得中共中央提的是对的,既然中共都这么坚持,就应该坚持。

 

  国民党方面也很在意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现在有的说法是,杨虎城最初想要入共产党,但中共没有同意,1928年同意他入党时,他已经离开日本了。

 

  至于有些史书中所谓的杨虎城的部下(包括他的夫人)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的说法,杨奎松认为不准确。“他的部队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是那些共产党员,按照后来中共的正式说法,大都是脱党分子。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员,不是渗透进去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派进去的党员。杨虎城的夫人也不是。”杨奎松说,正因为杨虎城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愿意用他们,并认为这些人很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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