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火枪发展落后世界：康熙乾隆责任大

　　达到这个高峰以后，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也就停顿了下来。永乐之后，从宣德到正德的一百来年，中国火器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发展表现，基本就处在停滞的状态。而且，与永乐火铳相比，从宣德到正德时期的铜火铳反而有退步的迹象，一是制造没有永乐时期精细，二是规范性降低了。所以这一百来年，总体上是停滞和退化。

　　从嘉靖时期开始，中国火器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趋势。这是因为西方火器传来所刺激、所带动的。首先是西方的佛郎机炮和火绳枪(鸟铳)传来，中国进行仿制，这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这标志着中国火器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接着，在天启、崇祯时期，西方的加农炮——西洋大炮(又称“红夷炮”、“红衣炮”)传来，中国又进行仿制，火器技术又上了一个台阶。然而，以仿制西方火器为主的中国火器的这个发展阶段，从明朝嘉靖时期开始，经过万历、天启、崇祯时期，持续到清朝康熙前半叶，也就终止了。这一停止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是清朝统治者自动放弃发展。

　　明末清初仿制西洋大炮，主要是依靠传教士来设计、指导和监造的，康熙年间南怀仁贡献最大。康熙初年，内乱外患迭至，应军事急需，南怀仁帮助清廷铸造了大量火炮，在平定三番、平定准噶尔、统一台湾、抵御沙俄入侵黑龙江等一系列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明末以来对西方火器的仿制达到了高潮。康熙二十八年，海内基本安定，清廷根据南怀仁的设计，铸成了六十一门重型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代表了明末清初中国仿制西方火器的最高水平，也标志着明末清初仿制西方火器高潮的终结。这之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朝就再没有造过这样大型的火炮，清廷也渐渐不再重用传教士，火器方面的发展基本停止，又陷入停滞和退化状态。如果说乾隆时期火器技术还勉强保持了康熙时的水准，那么乾隆之后，就越来越不济了。直到鸦片战争时，清朝的火器制造仍然还是遵循康熙时的“祖制”，但技术全面退化。鸦片战争爆发前，东南沿海地区为加强海防，按照祖宗的老法式赶造了一些大炮，其技术水平和质量，明显还不如乾隆、康熙时期。

　　中国早期火器发展的这种自我停顿现象，用反曲弓的压制来解释，恐怕简单化了，也说不太通。明末清初引进的西洋大炮，其威力早已远超反曲弓;当时欧洲燧发枪也已传入中国，但清人根本不加以发展推广，而欧洲正是通过不断改良推广火炮和燧发枪，在十七世纪末彻底淘汰了弓箭手长矛手。为什么中国不进一步发展推广西洋大炮和燧发枪?在康熙、乾隆的心目中，显然是有点西洋大炮和鸟铳(火绳枪)就足矣。对此，我深感有必要从古代中国的文明特性来分析探讨深层次的根源，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古代制造兵器离不开钢铁冶炼技术。现在有些军事爱好者对中国古代的铸铁技术推崇备至，对西方古代主要的冶炼产物熟铁非常不屑。对这种技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知您怎么看?

　　钟少异：中国古代钢铁冶炼技术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以生铁冶炼为主的技术路线，这与欧洲长期沿用块炼法冶锻熟铁的技术路线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冶炼液态生铁显著扩大了炼铁规模，能够获得大量铁原料;二是用液态生铁进行铸造适于大批量生产铁器。但生铁质脆，生铁冶铸不适于制造兵器，所以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生铁治铸已有规模化发展，但主要是生产农具，这个时期的铁兵器仍然主要用块炼法冶锻熟铁的方法制造。之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将生铁炒炼脱碳以获得熟铁或钢的技术(对这项技术，以往都沿用现代术语称之为“炒钢”，华觉明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炒炼生铁基本上是对含碳量不加控制地一炒到底，获得的大多是含碳很低的熟铁，更宜称之为“炒铁技术”)，才从根本上克服了生铁不宜制造武器的难关。这项技术在西汉时期迅速推广，才使铁兵器淘汰了青铜兵器，由此也确立了中国古代铁兵器的基本制造方法：即炒炼生铁获得熟铁，用熟铁增碳折叠锻打制成兵器。这个方法，可以说继承、融合、升华了早期冶锻块炼法熟铁的技术;不仅用于制造兵器，也广泛用于制造优质的农具和手工生产工具。

　　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点不能仅仅概括为生铁铸造或生铁冶铸，而应概括为，以生铁冶炼为基础，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冶炼液态生铁，用生铁进行铸造;炒炼生铁成熟铁，用熟铁进行锻造。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我们研究探讨问题时不可偏废。

　　有人认为，在马镫出现之后，骑兵才能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那么，除了自幼生长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骑兵是不是直到马镫出现后才能获得决定性的地位呢?杨泓先生说，“人们对于完备马具的需求情况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骑马民族并不迫切，而非骑马民族为了掌握骑术，自然更迫切地求助于完备的马具。”也就是说，他认为，农耕民族的需求更为迫切，科技水平更高，于是率先研发出了马镫。对此您怎么看?

　　钟少异：关于马镫发明的意义，我觉得需从三点来看：第一，评价马镫的意义，首先要看到在马镫出现之前，骑兵已经有较长的历史，并且已经在世界战争舞台上创造了壮观的业绩。发生在东亚的汉匈战争，其决定性的作战方式就是在广阔草原上进行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对抗，这些骑兵都是无镫骑兵。第二，要看到发明马镫的四世纪，正当欧亚大陆上开始形成骑兵重装化的发展浪潮，其表现是骑兵和战马都披上铠甲，骑兵铠甲更趋完备，由防护严密但机动性较差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即后世所谓“拐子马”)组成严整的阵形互相碰撞厮杀。对重装骑兵来说，马镫是上马时登踏借力和骑乘时稳控战马的急需之物，如果没有马镫的借助，穿着笨重的骑兵要爬上同样穿着笨重的战马会非常困难，而要想在马背上骑稳当就会更加困难。因此，马镫的发明与中古时代的骑兵重装化趋势密切相关，其最直接的重大作用就是解决了重装骑兵的骑乘问题，由此促成了欧亚大陆骑兵重装化浪潮的到来。第三，有了马镫，骑马更加安稳，训练骑兵更加容易，骑兵也能更好地发挥战斗效能，因此马镫的出现标志着骑乘马具的完善，也标志着骑兵装备的完善。七世纪后重装骑兵在欧亚大陆上逐渐退潮，骑兵的主体恢复了轻捷快速的传统——人着甲马不披甲，但鞍镫齐备，组训和作战更加便利有效。这时，习惯了鞍镫齐备的骑乘者，要他们再像老祖先那样去骑无镫马，势必困难重重了。

　　杨泓先生是国内最早关注马镫发明问题的学者，他的观点很有道理。目前在中国东部的农耕地区发现了马镫发明的完整证据链，即从单镫到双镫的较丰富的实物和图像资料。这些资料说明，古人先是在马的一侧装一个小镫，仅供上马登踏，骑好后就不再使用;之后才发展为在马的两侧都安装上镫，供骑乘时双脚踩踏。从出现单镫到形成双镫，在不长的时段内就完成了，根据中国的资料，这个发明过程发生于公元300年前后，至迟四世纪初已有双镫(参见拙著《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卷，497-500页)。其时中国正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骑兵重装化的浪潮迅速兴起，铠马骑士成为战场上的主力，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标志(时人将着甲的战马称为“铠马”，据《晋书》记载，石勒大败姬澹时俘获铠马万匹，姚兴击败乞伏乾归，收铠马六万匹)。

　　您自己写过一篇《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关键性的外来影响呢?举个例子来说，元代的襄樊之战，元军使用了“回回砲”来攻打樊城、襄阳城，而这种兵器是由回族学者发明的。套用时髦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中国兵器发展的“内亚性”?

　　钟少异：古代兵器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是技术史、军事史也是文明史研究应关注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各方面对这个内容都还注意不够，研究非常有限。除了少数问题，如对火药西传和早期火器东西互渐的研究较充分外，大量问题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我自己对这个方面也缺乏研究，知之甚少。当初写《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一文，主要是因为读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觉得书中有关唐朝武器中外来物的论述过于薄弱且不够准确，于是略述个人所见，实在也是很没有系统性。

　　你提到“内亚性”的问题，确实，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关注亚洲内陆文明及其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关系，需要关注亚洲内陆文明在沟通东西方中的作用。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和军事技术的传播交流问题，也很需要有这样的视野。火药西传是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宋元时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通过丝路贸易和蒙古军西征传到阿拉伯地区，进而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的这种结果，离不开诸多亚洲内陆民族的活动。又比如抛石机的传播。在火炮发明之前，抛石机是威力最大的攻城武器。古代抛石机有人力曳索式和配重式两种主要类型，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曳索式抛石机，传到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对其进行了改良，发明了威力更大的配重式抛石机，蒙古军南下攻宋时，从阿拉伯地区引进配重式抛石机，终于攻陷久围不克的襄阳城，打开了灭亡南宋的大门，中国文献中因而把配重式抛石机称为“襄阳砲”“回回砲”。但目前对抛石机的研究和史料挖掘还不够充分，其传播改良过程中的许多情况不甚了了。

　　类似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以内陆亚洲乃至欧亚大陆的广阔视野去把握，而国内学术界目前的工作都还比较初步，比如冶铜术的起源和传播，冶铁术的起源和传播，马车的起源和传播，骑马的起源和传播，骑兵重装化浪潮的兴起、传播和衰落，等等。深入地究明这些问题，才能对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互动和发展建立起真切的图景，这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