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限娱令”：对地方剧种扑杀禁绝

　　吴钩先生在11月13日南都历史评论发表《清代的“限娱令”：禁毁“不健康”戏曲》，谈清代的禁戏和限戏，我在此附议几句。

　　清代的禁戏，比吴钩先生所说要严厉。

　　吴钩所说禁戏限戏，主要谈的是京昆一类。对于其他剧种比方说山陕梆子，朝廷下手要狠得多。

　　清初至乾隆年间，戏曲在京华实可说百家争鸣，各显其能。尤其是山陕梆子的崛起，更为突出。艺伶魏长生，艺压群芳，得享盛名。《燕兰谱》说：“京班多高腔，自魏三变梆子腔，改为靡靡之音矣。”《啸亭杂录》记载：“长生因变之为秦腔，辞虽鄙猥，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兼之演诸摇亵之状，皆人所罕见者，故名动京师。”又一处再说：“近日有秦腔，弋黄腔，乱弹诸曲名，其词淫亵猥鄙，皆街谈巷议之语，易入市人之耳;有其音靡靡可听，有时可以节忧，故趋附日众。”从中可以看出，相比京昆，梆子戏的鲜明特点就是入俗。第一它言情，不避桑间濮上，男欢女爱，带有下层民众对封建礼教的天然背叛。其二它通俗，白话口语皆可入戏，明白晓畅。其三它讲究娱乐性，剧场效果好。所有这些刚健质朴清新的特点，恰恰是以前的雅部戏曲缺少的。鲁迅先生原本都说过，民间戏曲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这简直是对魏长生演出的绝妙注解。这号演员一出场，时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引起轰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山陕梆子起自民间，和钦定的官阁艺术比，原本就“地位低下”，这时在京城又如此搅动视听，这当然会引起朝堂的不安。魏长生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进京，在皇朝的眼皮子面前手舞足蹈了五六年，对于这等有悖封建礼教，有违士大夫雅驯文化的俗物，干扰世道人心，当然属于异端邪说。如此震动朝野，不可轻视。于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议准，对山陕梆子严加禁止：

　　“嗣后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着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现在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于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

　　嘉庆三年(1798年)、嘉庆四年(1799年)，又两次重申了上述禁令：

　　“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

　　“所有京城地方，着交和珅严加饬禁，并着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体严行查禁。”

　　对一个地方戏剧种如此大动干戈，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一个山陕梆子，直闹得清政府坐立不安，如临大敌，不惜通令全国，扑杀禁绝。

　　乾嘉两朝，文字狱之酷烈，世人尽知。文字稍有越轨，就要烧书杀人。舞台上你不循规蹈矩，中庸守礼，当然不能容忍。此外，这里分明也有保护朝堂艺术，救护昆弋两腔的意思。郑卫之声，足以乱雅乐。钦命的高雅艺术受到了起自民间的通俗艺术的挑战，士大夫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甚至不惜动用王朝权力来干预。这也算是清代的“振兴昆弋”之举吧。

　　清代戏曲艺术也有主流非主流，官家和民间之分。民间艺术一旦威胁到官方钦定艺术的地位，王朝会动用政权力量，保护一方，打压另一方的。民间力量的生长，在前朝就有一番苦难遭遇。

　　在这样的官方高压下，山陕梆子戏班陆续解体。一班艺人无奈进了京腔的班子，像魏长生这样的名声在外，格外引人注目，在京城不好呆了，他只好南下江浙另谋生路。

　　问题也有另外一面。

　　禁戏令颁布以后几年，朝野上下慢慢发现很难彻底执行。毕竟山陕梆子唱红京师，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魏长生当红的六年，许多京腔戏班都受过影响。其中一些著名的戏班，演出时常就是“两下锅”，昆腔梆子同台，民间已有“京秦不分”的说法。至于市井观众，更是迷恋。为适应需要，一些戏班就不顾禁令，明里暗里兼演梆子。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改头换面，很快就成了禁而不绝，气氛逐渐缓和。禁令还在，已经不废而弛了。

　　高压逐渐解除，梆子戏故态复萌，以后京城的戏曲演出，就成了昆曲、皮黄、梆子三足鼎立。

　　发展进步的诉求，往往起自民间。愚蠢的统治者，又往往选择打压。真正的民间心声决不可能禁杀。民间力量看似弱小，生命力极强。它活在人心，怎能禁除。这也是昆曲极尽保护，未能振兴，梆子戏屡遭打击，屡挫屡奋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