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眼镜盒里的通讯录，除了至亲，还有田医生。 他随身带一个锈迹斑斑的红色铁皮眼镜盒，盒子里贴着一张小纸片，写了十几个人名和电话，都是侄儿、侄媳妇这些亲戚，还有田医生。
没人的时候，他就从床头柜的小抽屉拿出来，端详这些电话，什么都不说，就是盯着看。我问他要不要打给其中一些人随便聊聊，他摇头：“不打，没得意思，没得啥要说的。”
病房里年初进来的病友说，这几个月，见他其中一个侄儿媳妇来过两次，每次带些炖的汤，没见其他人来过。
中午11点半，这个侄儿媳妇来了，带了一盅萝卜炖猪脚汤。老人想让侄儿来，说是有事情要交代。侄儿媳妇说：“他在合川给人做装修，走不脱”。我问她平时忙不忙，她说：“孙子上幼儿园，每天要接送，我也是53岁的人了，也要照顾一家人。”
最近这8年来，老人反复入院出院，一个人交费，一个人办手续，一个人离开又回来。有时候，医院一趟电梯一等就要十几分钟，他一个人靠墙站着等。
老人使用的手机，还是十多年前的诺基亚。
他想把毕生积蓄都交给田玲
患病这10年，他见得最多的人，是主治医生田玲。
田玲30多岁，小小的个子，晶莹剔透的皮肤，话音细细的，乍一看，是个实习医生模样。2009年10月，杨希贤来看病，就此开启了一段田玲的职业生涯里最撕扯揪心的情感。
当时老人已经在其他医院看过，医生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直接告知老人真实的病情是肺癌晚期，但老人大致猜到了。田玲就是那个选择说实话，让靴子终于落下来的人。老人心安了，信任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他觉得自己的知情权被尊重——他想要知道得了什么病，还能活多久。
田玲说，一般这个年纪这个病情，也就1年多吧。那句话说完，到现在，已经快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