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死于“医疗事故” 蒋经国为何没追究

　　肺部穿刺手术不过是一项小规模的手术，不必动用手术刀划破皮肉，所以，手术不必大费周章搬到无菌室中进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蒋介石，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体能状况已经十分羸弱，蒋介石的体重大幅减轻，外表也显得既苍老又衰弱，甚至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几乎丧失了。

　　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哈医师手持一管50CC的长针筒，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再把针筒向外抽拉，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

　　施行手术当天，宋美龄怕见血，不敢在床边看，蒋经国另有政务，到“行政院”办公去了，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则在一旁冷眼观察。

　　哈医师国外出诊的时限已经届满，施行完手术不久，他随即收拾行囊搭机离台，哈医师搭的飞机刚起飞，士林官邸那群中国医师们的苦差事才刚要开始。手术完毕之后，当天夜里，医疗小组早先示警的预言终于成真。

　　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当天夜里，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高烧飙升到41℃，医疗小组急得手忙脚乱，士林官邸内气氛空前凝肃，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也慌了手脚，至于那位洋华佗，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途中。

　　1治疗报告为宋美龄错误决策粉饰太平

　　由于肺部穿刺的决定者是宋美龄本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胆敢针对这一误诊事件，追究医疗责任。不论是哈医师或是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尽管意见南辕北辙，但基本上都是提供专业意见，没有最后决定权。既然当儿子的蒋经国又无异议，蒋介石的配偶宋美龄自然成为最后仲裁者。她不听从医疗小组中国医师的专业意见，执意听从哈医师的意见作穿刺手术。手术之后，却又发生蒋介石病情告急、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势，医疗小组的各位医生们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医”们固然心知肚明，蒋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龄决定抽肺积水有绝对的因果关联，但又有谁敢去追究宋美龄的错误决策呢?

　　但是，真正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头。当蒋介石过世之后，医疗小组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术一节，而且捏造了别的病由，刻意掩盖并抹杀事实。《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1974年年底的治疗经过时，声称：“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医疗小组当即建议蒋介石应多作休养。十二月一日午间，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之肺左上叶及右下叶肺炎复发，两胸膜腔且皆有积水，细菌培养证实肺炎为一种抗药性之革兰阴性杆菌所造成。”

　　宋美龄延请美国医师为蒋介石做肺部穿刺手术，造成严重的手术后遗症，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搪塞为：“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

　　据一位医疗小组医护人员表示，1974年年底台湾并未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会拖延到12月才被传染流感。况且，在医疗小组层层把关、过滤之下，蒋介石周围基本上处于半无菌状态，任何随员一旦有感冒征兆，马上就会被隔绝在外围，不准进入蒋介石的生活空间四周。

　　从时空环境而言，晚年的蒋介石几乎“很难”传染流感。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明显在为宋美龄作出肺部穿刺的错误决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饰动作。

　　蒋介石突发高烧，群医惊惶之余，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并采取“其他支持疗法”，70年代，尚无类固醇或强效抗生素可以压制顽强的细菌或病毒。由于蒋介石病况危急，为了消炎退烧，“御医”陆续为蒋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剂量的抗生素，高温依旧不退。

　　“荣民总医院”恰巧进口了一床冰毯，垫在床单下面，再插上电插头，床单的温度马上降低好几度。使用冰毯以后，蒋介石的体温随之略微下降。哈医师万万想不到，当他开完刀走人之后，台湾这群医护人员和“总统”副官随员们，为了蒋介石高烧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几天几夜无法阖眼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