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邓小平首次带话蒋经国:我们为后代做点好事

  核心提示:邓小平第一次给蒋经国带话是1980年5月14日。这天上午,他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的实现这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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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 资料图

  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后,邓小平随之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1月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讨论《告台湾同胞书》的大型座谈会,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的结果”。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了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他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和台湾方面建立沟通的渠道。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成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老同学。1926年,22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主动要求出国深造的蒋经国也在这里学习,这一年蒋经国才16岁。邓小平和蒋经国二人来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邓小平1926年底回国,蒋经国则直到1937年才回国。苏联一别,二人从此没再见过面。邓小平很惦念在莫斯科的这一年同学情。

 

  邓小平第一次给蒋经国带话是1980年5月14日。这天上午,他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的实现这个统一。”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带话给陈立夫。陈立夫非常盼望海峡两岸能够统一,他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

 

  这天,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尽管没见过面,哲学、思想、见解都不同”。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不行,还有你们一代。希望早一点。在这方面需要慢慢积累。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也是在9月9日的这一天谈话中,邓小平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解释,你在台湾认识的也不止蒋纬国一人,你父亲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我说的是真话。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这些带话,开启了两岸沟通的新阶段。

 

  对台工作受中美关系大局的深刻影响。中美建交后,美国国内仍然存在一股企图保持对台湾控制的势力。1979年4月卡特总统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明目张胆地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里根上任后,是否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成为对华政策的严峻考验。1981年6月,邓小平指示,要同美国进行一场售台武器的斗争。自此,两国外交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紧张谈判。

 

  为了适应新形势,排除干扰,邓小平提出需要全面、系统、具体地公开阐释对台政策。1981年9月30,在建国32周年国庆前夕、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后称“叶九条”。这些内容是把邓小平此前在内部的一系列讲话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力争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祖国大业的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也配合了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九条建议是条件极其豁达的和平姿态”。

 

  “叶九条”继承《告台湾同胞书》的基本精神,强调“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如:1、第一次公开、明确地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对统一后台湾的地位问题作了明确定位。“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3、明确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在统一后职务要作妥善安排。“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叶九条”的发表,表明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1984年12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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