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生只剩一件憾事”是何事？

　　“台湾回归祖国等三大任务不只限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发表元旦讲话。他强调，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去年元旦我讲了三件大事，即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建交和台湾归回祖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说去年元旦很有意义，那么今年元旦意义更大，因为这个元旦是跨入80年代的第一天。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年代。因为我们要实现四化还有两个10年。如果在80年代这个10年中我们不能取得显著成就，那么我们在本世纪末实现四化的目标就会告吹。在80年代中，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还要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就说明，我们在80年代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半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邓小平强调：“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这次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个多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更具体地解释和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5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他还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如果政策不对，就可能变。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80%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这80%的人的人心。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政策对不对。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1984年，是邓小平人生的第80个年头，进入晚年的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正是他对祖国、对历史的一种交待。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香港问题的解决，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为此，邓小平再次自信地说：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提出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我们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构想。再过13年，再过50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能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也相信自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决并不等于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面对未竟之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