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光

　　为此，在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却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还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不找了。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按照中国人的迷信讲法，这是回光返照。不是好兆头啊。

　　事后，大家十分后悔。那天晚上周恩来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一定是在找大姐。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总理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想到要把邓大姐喊过去。结果这对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革命伴侣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日历翻到了1976年1月8日这一天，日历上写着农历十二月初八。俗话说“腊八腊八，冻掉下巴”，正是数九寒冬滴水成冰的季节。

　　天刚放亮，已经感觉又是一个乌云密布的阴冷天。

　　本是每天早晨8点钟医疗组全体人员开交班会，医院里人们常称此为“早会”的时间，这一天7点40分大家已集合在小客厅里，主治医生吴阶平主持了交班会，值夜班的医生护士详细地向大家报告了周总理夜间的病情、治疗、睡眠状况、醒来次数、有何不适以及大小便等情况。由于周总理病情已经进入最后关头，每个人都更加细心、紧张。因此除了早会，大家一天要碰头多次，只要发现一点新情况就随时讨论，提出治疗意见与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早会后，张佐良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再到总理床边，见他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嘴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30多次，脉搏虽然有90多次，但细弱无力。

　　张大夫觉得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他们决定通知所有专家到场，于是按下事先准备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

　　铃声就是命令!主治医生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到了周总理的身边。这意味着抢救周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即将展开，但这次能像前几次那样幸运，将总理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吗?

　　这一天正好是高振普值班，因为他以前听医生们说过，人要是不行了，手先发凉，从总理进入病危阶段，他一到总理床边上，就习惯性地先摸摸他的手，要是暖和，他的心就踏实一些，要是凉，他会马上喊医生……8号那天一早，说也奇怪，他摸总理的手并不冷，而且还暖暖的。因为他一夜没合眼了，就准备去休息一会儿，可没有走出三四米，就听见身后的电铃响了。这个电铃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高振普一听这电铃，心想不好，赶紧返回去。这时大夫也都跑了过来，跑过来就赶紧看周恩来的心脏监护器，眼看着快速跳动的光波，由140一下就掉到了130，几乎就在一分钟之内，心跳直接掉落到了70以下。

　　谢荣教授来到周总理床旁，看到总理的病况，他立刻提出要做气管内插管，并要张佐良向总理报告，征得他的同意。

　　当时张佐良暗想，总理已处在垂危中，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即使清楚，哪还有什么力气向我们表示同意或是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