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遗骸3大疑团:为何携带1960年《洛阳日报》

  核心事实警方在整理遗物时,还发现了一份1960年9月13日出版发行的《洛阳日报》。记者找到了1960年9月13日出版的《洛阳日报》,发现这份报纸已经泛黄,为对开四版,总第1650期。

罗布泊遗骸3大疑团:为何携带1960年《洛阳日报》

  罗布泊附近发现的遗骸可能是一名叫“李中华”的四川巴中男子。

  2016年12月2日电子版一具在大漠里孤单躺了50余年的遗骸,经过青海、四川两地警方的协调配合和走访调查,最终确定这具遗骸极可能是一名叫“李中华”的四川巴中男子。

  根据青海茫崖警方整理遗骸随身遗物发现,除了书信外,还有一份1960年的《洛阳日报》引发更多关注,有人表示,这具疑似“李中华”的遗骸背后,似乎还有其他的秘密。12月1日,成都商报记者通过与河南洛阳媒体记者联动,找到了当年的这份《洛阳日报》,但从当天的报纸内容来看,似乎并无特别之处,报纸上的内容暂时也很难与李中华联系起来。

  茫崖警方和巴中警方表示,为了进一步确定这具荒漠里的遗骸是否就是李中华本人,两地警方接下来将做DNA鉴定。

  未解疑团1

  为何携带

  1960年《洛阳日报》?

  ■记者调查:当天报纸没发现有什么内容能够和他(李中华)的身份联系起来。

  最近几天,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行政委员会(简称“茫崖行委”)公安局官方微信发布的一条“特殊寻亲”信息,让一具在茫崖大浪滩躺了50余年的遗骸引发各方关注。

  11月30日,经过四川巴中警方多方调查走访,初步推测这名罹难人员可能叫李中华,巴中人。李中华妻子邓光明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1958年的夏天,李中华未和家里任何人打招呼“不辞而别”,自己当天割猪草回家后,直到晚上饭点也不见丈夫回来,之后便一直没有丈夫的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茫崖警方在整理遗物时,还发现了一份1960年9月13日出版发行的《洛阳日报》,这份已经残缺的报纸引发颇多关注。1日,成都商报记者联动洛阳晚报记者,找到了1960年9月13日出版的《洛阳日报》。成都商报记者发现,这份报纸已经泛黄,为对开四版,总第1650期。当天的头版头条是“毛主席接见并欢宴杜尔总统”,其他版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洛一中掀起支援农业热潮”、“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大好形势”等内容。“我们仔细查看了当天的报纸,但确实没发现有什么内容能够和他(李中华)的身份联系起来。”帮忙查阅报纸的洛阳晚报的记者说。

  不过,李中华的家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李中华确实有一些文化,能够看报纸,而李当年离家外出打工后,也曾听人提起他到过河北、河南、新疆等地,但具体行踪路线,家人并不十分清楚。

  未解疑团2

  他是否是

  地质工作者?

  ■记者调查:“李中华”应该与当时洛阳的相关机构没有工作上的关系。

  此前,青海茫崖警方在整理“李中华”的遗物时,还发现了防风镜和手电筒等物品,当时警方曾就此推测,“李中华”可能是一位地质工作者。那么,再结合李随身携带的《洛阳日报》,能否就此佐证李与洛阳的地质勘探机构有联系呢?或与洛阳当时的地质勘探队伍一起工作过?

  对此,洛阳日报的记者曾到洛阳市史志办,查阅了洛阳市志(第二卷)、河南省志(第二卷),查阅相关地质勘探机构及勘探项目信息。但史志资料记载,当年这些地质勘探工作机构的工作范围基本都在洛阳,并没有前往青海、新疆等地执行相关勘探任务。而史志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这些记载来看,“李中华”应该与当时洛阳的相关机构没有工作上的关系。而记者随后也查看了1960年9月13日的《洛阳日报》,发现当天并无与地质工作相关的新闻报道。

  未解疑团3

  是否与核试验工作有关?

  ■记者调查:“这个防风镜与我们部队配发的防风镜太像了。”

  茫崖警方根据死者穿棉工衣、信件邮戳和随身携带的《洛阳日报》,推测“李中华”死亡时间为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那么,这是否与当年的核试验工作有关呢?

  对此,洛阳当地媒体记者曾找到当地的李良玺、高诚莲夫妇,两人当年曾到位于罗布泊西端的马兰基地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工作。据两人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曾有好几支驻洛部队奔赴新疆和青海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今年75岁的李良玺就是1960年8月3日从定鼎南路的洛阳日报社旧址出发前往新疆的。

  “在我们一起去的200多人中,我记得并没有四川人。但另一支前往青海的部队中有不少四川人。”李良玺回忆说。两位老人看了“李中华”的遗物图片后,其中的一张防风镜图片引起了高诚莲老人的关注,“这个防风镜与我们部队配发的防风镜太像了。”高诚莲说,她在马兰基地12年,对部队的东西很熟悉。罗布泊风沙很大,几乎不下雨,很容易迷失方向,防风镜是必备之物。

  访谈

  他曾参加抗美援朝

  如今,随着大漠中疑似李中华遗骸的出现,李家人的生活也被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当年的记忆再次泛起。

  邓光明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自己是1949年12月和李中华结婚,当年没有结婚证和结婚照片,1950年左右,丈夫参加抗美援朝,“当时参加抗美援朝是件特别光荣的事情,我还背着才几个月的大女儿陪他一起赶到现在的鼎山镇,政府安排了所有参军家属一起吃饭,并在镇上住了一晚”。

  邓光明说,1953年,李中华抗美援朝1年后,因负伤回到家里,为了家里13口人吃饭,李中华做起了织布和染布的工作。几年后,从家里不辞而别,弟弟李中福介绍,1958年,哥哥李中华离开家后,去了贵州,与隔房哥哥李中斗在铁路上干过一段时间,后又转到一砖瓦厂工作。李中福回忆,哥哥李中华应该是1959年左右前往的新疆,但李中斗在贵州安家生活。而茫崖警方整理的遗物信息显示,遗物中确实有李中华往来贵州的书信。

  李中福说,李中华当年到新疆后,曾给家里寄了几十元钱,让父母为自己做一件棉大衣,但父亲在做好棉衣后给李中华写信,李中华一直没有回信。李中福介绍,李中华因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小腿负伤,60年代时,政府曾对李中华有补助,但李中华因为与家里失去了联系,一直未领取相关补助,直到80年代,当地政府都还在通知家里,联系李中华本人前去领取补助。

  1日,成都商报记者从青海茫崖警方获悉,接下来,茫崖警方将提取遗骸标本送检做DNA鉴定,以便确定这具大漠里的遗骸是否就是李中华本人,而巴中市警方也表示,待最终的鉴定结果出来后,将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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