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商报》报道称有一个犯罪团伙利用国税局“内鬼”，轻而易举地将车牌额度骗出并上牌使用，致使5000张“妖牌”（即用真实身份通过非法途径办理了沪牌上牌手续却没有经过拍牌程序的牌照）流通在上海交通网络，十年间非法牟利2.2亿元。学者张和在新京报刊文表示，这些“内鬼车牌”也严重挑战了“限牌”、拍卖车牌的公平性，保障“拍牌”“摇号”的公平透明，是实施“限牌”城市必须坚守的底线，应该进行全面的调查问责。
以下为《上海商报》原报道：
《5000余张“妖牌”流入上海交通网络》
“沪牌”惊天骗局：税单上玩花样办出车牌 10年获利2.2亿元
交100元手续费也就算了，但是连排队的机会都得不到;即使排到了，愿意花8万元买“铁皮”，却只有不到5%的概率能拍到——这便是当下沪牌拍卖的现状。如今，拍一张沪牌越来越困难，却有这么一个犯罪团伙通过违法手段获取上海车牌长达十年，轻而易举地将车牌额度骗出并上牌使用，致使5000张“妖牌”（即用真实身份通过非法途径办理了沪牌上牌手续却没有经过拍牌程序的牌照）流通在上海交通网络之内，非法获取利益高达2.2亿元。
商报记者近日在上海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了这起案件。该案件暴露出了沪牌在拍牌和上牌过程中的诸多漏洞，无疑为沪牌的监管程序敲响了警钟。
犯罪手法
税局人员与黄牛“里应外合” 避开拍卖得以上牌
商报记者从旁听两天的庭审中获悉，2005年1月至2014年3月间，原上海市某国税局科员傅某某、蒋某某与黄牛陈某某等人通过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偷盖真章或涂改、拼接并加盖假章等多种手段，骗取上海市客车额度。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税务机关还是额度审核管理部门都没有发现客车额度的异常现象，正是因为监管上的薄弱致使该团伙有机可趁、肆意妄为，最终变本加厉获取非法利益达2.2亿元。
记者了解到，该团伙一共使用了三大类共计五种手法来达到诈骗额度的目的。第一大类共有三种犯罪手法，该类方法主要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通过税务机关内部人员与黄牛的配合，伪造更新单，获取完税凭证后，在完税凭证上伪造车牌额度，最后骗取车牌管理机关注册登记上牌。
第一种犯罪手法是黄牛陈某某等人首先到二手市场购买空白的车辆退牌单，将虚假的车牌信息予以填写、整理后，以其找来的客户的名义将材料交给税务机关缴纳购置税。之后，陈某某等人将填好的退牌单交给在税务机关负责收取材料的傅某某，傅某某将材料流转给负责资料归档的蒋某某，最后蒋某某将敲完“转籍”或者“退牌”字样的购置税完税证明副联交给陈某某等人。
该手法最为关键的部分在于，拿到完税证明副联后，陈某某等人将原先的“转籍”或者“退牌”字样涂改成“私拍”，加盖上蒋某某事先私刻的“私拍”字样章和校正章。这样，原本是“转籍”或者“退牌”性质的完税证明单悄然变成了“私拍”性质的完税证明单，黄牛便可拼接此单直接到车牌管理机关上牌，堂而皇之地避开了车牌拍卖流程。
第二种犯罪手法的基本流程与第一种一样，略有不同的是，在这一手法中，蒋某某并不在完税证明的副联上加盖“退牌”或者“转籍”章，取而代之的是，他首先将未盖章的完税证明副联拿出来，让陈某某等人复印后在复印件敲上事先私刻的“退牌”或者“转籍”章，再复印后交给蒋某某归档，原件则由陈某某等人敲上私刻的“私拍”章，用以骗取沪牌上牌。
此后，由于傅某某职务岗位的调整，其可以直接加盖真实的“私拍”额度确认章，从而无需再经过前述两种手法中加盖私刻假章的步骤，便可直接获得能够上牌的完税证明。
上述三种手法，在近8年的时间由该犯罪团伙交替使用，由于当时沪A牌照额度性质审核由国税局负责，故而税务机关内部工作人员与黄牛里应外合便可轻而易举地获得骗取额度的完税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