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记载蒋介石:蠢驴自以为是主的化身

  史迪威日记中的“花生米”(蒋介石)

  史迪威经常在日记中把蒋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943年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在一个美国职业军人的眼中,一方面,几乎人人都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蒋一起进餐,就领教了“那种气氛”: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天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寂默一直延续到一颗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个鲁莽的外国人询问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从僵直的姿势和紧张的表情中可以想见,汗水正从这些家伙们的后背淌下。一旦最终开了腔,这一荣誉的接受者就会低声恭敬地做出明了的回答。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  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出响动。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产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蒋性格中易怒、琐碎的一面。开罗会议归来不久,12月的某一天,蒋出席陆军大学毕业典礼:  在“花生米”登上讲坛时乐队指挥数着1─2─3,不幸的是乐队在数到2时就奏起了音乐。“花生米”怒气冲冲地让乐队停止演奏,对乐队指挥一阵大骂:“要么开始就奏乐,要么从3开始。别从2开始!”后来,一个发言人从裤兜里掏出了讲稿。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对他一阵大骂,对他说,在外国你可以往裤兜里放手帕但不能放讲稿。讲稿应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里。再后来,有个人在仪式的过程中绊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应该枪毙……枪毙,用他最高的调门重复地喊着。

  6月25日,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茶碟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

  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蒋处理军政大事居然可以绕开正常体制,策划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9月13日)

  史记下了一位中国官员的话: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当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陷于僵局之时,出面周旋的是宋氏姐妹,战争和政治仿佛只是她们的“家庭事务”。“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了他的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了解这一点。……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9月25日)

  好景不长,1944年10月,史与蒋的冲突已不可调和,史最终被解职离开中国。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记不无凄凉:两年零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日本人广播说我阴谋废黜蒋介石,自己在中国当王。聪明极了。仅此就可使蒋介石产生疑团。(或是重庆制造的,以使他的行为显得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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