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建立内情
抗日战争爆发，中共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争取了大批国际友好人士，以及广大的海外侨胞和港澳人士支持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
港英同意设立办事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同年冬天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和潘汉年来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主持抗日工作，组织海外侨胞和港澳人士支援祖国抗战。
连贯是这个办事处自始至终的工作人员，他在《怀念同廖公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写道：“当时，党中央派潘汉年、廖承志到香港，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为此，周恩来特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笔者注：应为卡尔爵士)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我国海外广大侨胞的钦佩，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要在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连贯又说：“廖承志来港后，我就被调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工作了。那时，我们的办事处就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我们挂起了一块公开的招牌——粤华公司，表面是经营茶叶批发生意。”(北京《人民日报》1983年6月17日)
日本侵占中国领土，损害了英美在华的传统利益，因而英美便执行援华政策来遏制日本的侵略气焰，所以答应了周恩来这个要求，从此廖承志和潘汉年两人便在港英的同意下前来香港工作。
办事处是个半公开机关
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所谓“中立”地位，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不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招牌，而是采用“粤华公司”的名义，这就表示了办事处的半公开性质。
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月，至日寇占领香港后的1942年1月撤销，存在时间长达4年之久。在这期间，办事处的形式和工作内涵也随着形势而改变和发展。最初办事处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这是一间相当宽大的办公室，门口挂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粤华公司”的字样。办公室用屏风隔成内外两间，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里间是会客室，廖潘二人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海外侨领、华侨或港澳社团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等等。由于香港是个极端复杂的社会，四面八方的人马都在这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办事处用固定的地点接头，就有许多不利的地方。笔者在《追忆廖公在香港的时候》一文中就提到这点：“1938年9月间我也调到办事处工作，开头几个月每天都到粤华公司上班。我记得这时候廖承志很少来粤华公司，因为以他的身份，肯定有各方面的人物对他注意或监视，他若常来公司，反而束缚了自己的行动。海外华侨或香港人士一般都不愿意在公开地点跟办事处的人员接头，因为可能引起想不到的麻烦。”(1983年7月19日香港《大公报》第四版特稿)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少数人从中央部门调来担任交通和机要工作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和广州的中共组织调来的。廖潘二人是代表，连贯的公开身份是廖承志的秘书，总揽办事处各项日常工作，他也是我的直接上司。办事处不像1949年以后的中央党政机构，没有什么处、科、室各种名堂，具体工作除上述秘密部门外，则有宣传、侨务、联络等项事务。据我所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连贯、李默农(李少石)、张唯一(又称老太爷)、杨琳、林青、李静(女)、康一民、熊志华、谭乐华(女)、钟路(女)、高志(女，即李玉明)、梁上苑、杜埃、潘柱(潘静安)、冯劲持、张淑芬(女)、龚新(陈永生)等，他们都先后在办事处工作过。
廖承志有广泛的海外关系
要记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事迹，那就必须谈谈廖承志的领导作用及其所做的大量工作。他的贡献很大，所以外国人也称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广泛国外生活经历的领导人”。
廖承志曾经说过，光是他在海外的同辈表亲就能坐满十桌人，可以说他是有最多海外关系的共产党员。因此他对海外情况非常熟悉，对港澳和华侨状况十分关心，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中共派他到香港主持海外统战工作，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这种优越的条件。
兹举一例来说明这点。当时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物资，而海外各地华侨要捐钱给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把款项直接汇给香港华比银行廖承志收，手续非常简便。此举充分看出海外华侨对他的信任。这件事今天看来好像很平常，但在那时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香港普遍存在反共恐共的情绪，谁听见共产党都会觉得害怕，哪能找到一家银行代收给中国共产党的捐款?除了廖承志，谁也找不到这样的关系，因为华侨银行的华人买办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就是廖承志的表亲，所以才能使用华比银行这个地址。
邓文钊是廖承志的表妹夫，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名门家庭，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系硕士。他早年就有民族主义思想，后来在廖承志的帮助下，感到要救国救民，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他不顾自己的身家财产，甘冒风险，毅然接受中共的委托，以自己任职的华比银行和自己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办庄供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通信处，以及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
献出双清楼作为广州办事处
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到廖承志、廖梦醒和李少白夫妇，一家两代有五位著名人物，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有着浓厚的血肉关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1925年8月29日，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廖仲恺被暗杀之前，廖仲恺和何香凝等一家人住在广州百子路10号的私人邸宅。廖遇害后何香凝带领儿女仍然住在这里，这座住宅叫做“双清楼”。廖承志1938年初到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以前，曾把“双清楼”作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机关地点，进行了短期的活动。廖承志赴香港后，又委托其夫人经普椿以母亲何香凝的名义写了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送交接替他的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作为经费。由于这件事鲜为人知，所以我在这里补记一笔。
粤华公司人员被捕事件
港英当局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表面上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实际上却在进行监视和限制，其松紧程度则是随着英国政府对中国抗战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化而不断改变。办事处成立的第一年，是以粤华公司的名义出现的。一般工作还算积极顺利，廖、潘二人常在粤华公司接见各方面的人士，有时还参加一些公开集会，如文化界的时事座谈会之类，并未发生过港英当局刁难的情形。
到了1939年春，随着国内抗日运动的高涨，香港的抗日活动也十分活跃，办事处的工作也频繁开展。那一年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的妇女就有几十人，是抗战以来香港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宋庆龄和何香凝也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为了扑灭香港人民抗日斗争的火焰，日本派人来港对港英施加压力，再加上在港的CC特务与汪伪分子在旁鼓弄，于是港英便在同一时间搜查和警告香港六个抗日团体，也搞了一下办事处，作为对日本人的表态。
1939年3月1日晨，港英出动了八九个便衣警察突来粤华公司进行搜查，带走连贯和谭乐华(女)等五人，同时把办事处与南洋各地的通信名单地址、办事处送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登记表也带走了。事件发生后，廖承志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他还亲至港英警署询问搜查原因，并向警察总监说明粤华公司是根据中英双方口头协议而设立的机构。警方作也客气的答复，表示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驻香港的办事处，对此表示歉意;接着又解释说，因为接到荷印(即印尼)和马来西亚殖民政府的报告，说是该两地政府不愿见到的英文宣传品，皆由香港寄出，为了进行调查，故有此次举动。其实，粤华公司的任务和廖承志的身份，港英是完全知道的，显然这些都是借题发挥的话。后来经周恩来向英国驻华大使进行交涉，并由廖承志作保，1939年3月15日港英当局才把被捕人员释放，并归还被搜走的文件。
经过这次搜查事件，办事处便撤销了粤华公司这个机构，以后一直不再租赁办公室，而是“化整为零”地进行联络和办公。廖承志和连贯等用华比银行邓文钊的写字楼作为联络地点。我和其他下面的工作人员不便到华比银行，也自行设法找到关系作为自己工作和联络点。我找到梅县同乡廖安祥，他是印尼办庄义顺源(在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31号)的伙计头，我就利用该办公楼下行李仓的小房间，作为我的通信联络和接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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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布置任务，廖承志在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
作者：朱卫国
原载《新华网》2008年12月11日08:53
1937年10月延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廖承志请到了他居住的窑洞，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任务，要求廖承志以独特的便利条件，到香港开设香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
毛泽东跟廖承志谈到，“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也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周恩来同志知人善任，选择了你，我也举手同意，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在国民党那边有不少朋友，你要充分团结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小廖，你到了南京，跟叶剑英同志先工作一段时间，熟悉‘行情’后再去香港开个分号。”经过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他明白了自己使命重大，任务艰巨。廖承志明确了中央要自己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的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身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马上离开延安经西安乘坐火车到达南京，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的十八集团军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日军铁蹄很快直扑南京，中共中央决定将南京办事处撤退到长沙，廖承志便经武汉、广东，1938年初到达香港，马上与潘汉年、吴有恒、连贯、张唯一、李少石、廖梦醒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香港皇后大道18号开一家茶叶商行作为掩护，而商号后楼就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选择皇后大道也得到了当时港英政府的默许。在这之前，周恩来特地在香港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作战，得到国内外富有正义感人士的赞扬，充分地赢得海外广大华侨的尊敬，华侨们纷纷捐赠物资钱款，可是没有机构办理接受，我们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不公开挂牌，请港督给予关照。
因日军的大举侵华也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在华的利益，英国也同意在香港开设八路军办事处。
在香港的一次会上廖承志指出，“香港为远东航运的中转站，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被誉为‘东方明珠’。也是我国通往东南亚、亚非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既可作为桥头堡、气象台，又是抗日的前哨据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关于办事处的选址，是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提出，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的。廖承志和潘汉年便决定在1938年1月正式在皇后大道挂出“粤华公司”的招牌，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公司开张后，货源充足、价格公道，一时生意兴隆。廖承志、潘汉年认为香港环境复杂、要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的经验，必须另辟几处活动基地，才能预防不测事件。
情报专家潘汉年首先选择港澳医生柯麟及其胞弟柯正平开办的“南华药房”，作为地下秘密工作的备用场所。柯麟早在1924年就加入青年团，1926年转为正式中共党员，他与叶剑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与贺成合作开设“达生医院”，回到香港后在中共党员柯正平的帮助下，于深水埠开设“南华药房”，以中医师柯麟名义行医。他曾经掩护过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硕勋到海南一带进行革命工作。李硕勋牺牲后，将其夫人赵君陶和儿子送回上海。潘汉年对柯麟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明确指示“南华药房”很重要，你要在香港坚持下去。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但香港这时已经成了日军虎视眈眈觊觎的地方，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廖承志、潘汉年制订了严格的纪律，不准照相和赠送照片，不得与亲戚、同学、朋友通信来往，组织大家学习隐蔽斗争方法。
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产生了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震动和恐慌，日本和国民党驻港人员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港英当局在1939年3月11日清晨，派出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五人。廖承志马上急电报告周恩来，然后亲自向港督杨慕琦提出抗议。港英当局诡称:他们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经周恩来在重庆与卡尔逊将军反复交涉，港英当局才将连贯等人关押50天后释放。
在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出色领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这时的香港，已经成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事业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是各大党派和爱国民主团体进行抗日活动的根据地，香港一时也成了风云际会、精英聚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