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走“富国”之路缺乏民众支持

王安石变法因缺乏下层民众支持而失败

  王安石画像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审

 

  公元1069年启动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王安石改革,本应是利民、利国、利朝廷的好事。然而推行的结果,百姓因未得实惠而失望;朝臣非议新法的很多;就是支持改革的宋神宗也时露不满。这场改革,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或偏差呢?

 

  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的。随着王安石再次罢相(1076年),淡出政坛,尤其是宋神宗去世(1085年),新法终被废止。因为这次改革,王安石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褒之者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大伟人之一(胡适语),贬之者说他是“万世罪人”(南宋理宗语)。9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王安石变法,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和警示呢?

 

  “拗相公”成调侃对象

 

  “拗相公”是王安石的绰号。因王安石是北宋宰相,人们称宰相为“相公”,又因王安石生性执拗,故人们给他起绰号“拗相公”。《警世通言》云:“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宋人话本中有一种叫《拗相公》,据胡适说,“内容正代表元祐党人的后辈的见解”,即代表当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之后人的观点。此文写王安石罢相南归,借宿于一位老妇的茅屋。次日天明,老妇起身,与一女婢将两头猪赶出门外。又将糠秕与水调和,盛于木盆,口呼:“啰,啰,啰,拗相公来!”两头猪闻声,就盆吃食。女婢呼鸡:“喌,喌,喌,王安石来!”(喌读州,呼鸡声。)群鸡俱至。王安石心不乐,因问老妇:“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老妇说:“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自王安石做了宰相,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

 

  这篇话本,故事虚构,显然是攻击王安石新法的,但并非“一派胡言”。文中老妇因是“子媳俱无”的寡妇,变法前毋须到官府当差,也毋须出“助役钱”;变法后,官府对她这样的寡妇的优待取消了,她说交了“免役”、“助役”等钱,“差役如故”,当是事实。像老妇这类农民怨恨新法,事出有因。

 

  “拗相公”的绰号,不能算是诽谤,就像苏东坡给司马光起绰号“司马牛”(牛:固执、倔犟),很难说有轻侮之意。不但王安石同时代好些名人在其笔记中写到王安石的“拗”,而且正史《宋史·王安石传》也写到了王安石的“拗”。该传云:开封府老百姓为逃避保甲有“截指断腕”的,知府韩维报告了宋神宗。神宗问王安石,安石答:“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乱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蠢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开封府出了这样的惨事,皇帝都震惊,而王安石无动于衷,反认为“截指断腕”的人是愚民,受了别人的煽动。在皇帝面前,他依然是一副固执的样子。所以此传又说:“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这是元朝官方给他的评语。

 

  对普通人而言,性格影响事业;对政治家、领袖人物、改革家而言,性格影响施政、改革。王安石这种个性,好处是认准了方向、目标,一往无前,百折不回,有着为了国家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坏处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听不进批评意见,不能在制定法令、政策时集思广益,力避疏失;不能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同情者、合作者推行新法;不能根据施政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弊端,对政策作调整,改弦更张,补偏救弊。

 

  据王铚《默记》,王安石当初考中进士第四名后,同乡前辈、时任枢密使的晏殊寄厚望于王安石,谆谆告诫这位晚辈:“有二语欲奉闻,能容于物,物亦容矣。”意思是说,你能容众人,众人也能容你。可惜王安石对晏殊的话不屑一听,还认为晏殊讲话太没水平。其实,作为改革家,是应当具备晏殊所说的胸怀的。

 

  “经”给“和尚”念歪了

 

  王安石改革的“经”(法令、政策),有的本身有缺陷;有的大体是好的,但给“和尚”念歪了。此话怎说?

 

  推行新法的官员,有些为表示自己是紧跟王安石的坚定的改革派,往往在实施新法中走极端;有的出于一己之私,曲解新法,使之变形。利民的新法,在他们的辖区,逐渐异化为扰民、坑民的虐政。改革不以王安石的愿望为转移,变成了朝廷、官府聚敛财富、搜刮民财的一种手段。

 

  拿青苗法来说,它规定:官府在夏、秋青黄不接之时贷钱谷于农户,名为“青苗钱”,农民收获后还本,加息十分之二,与夏、秋两税一起交纳官府。推行青苗法的本意是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以钱生息,获取巨大收入。此法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摊派,不管是否需要借贷“青苗钱”,都得摊派。不仅在农村摊派,而且在城镇摊派。利息超过了十分之二,甚至高达十分之七八。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云:“……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

 

  苏辙批评青苗法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官员、胥吏在实施青苗法的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朝廷禁止不了,奈何不得。

 

  就连宋神宗都知道青苗法的弊端。据《宋史·韩琦传》,宋神宗在召见宰相们时,曾从怀里拿出韩琦批评新法的奏章给他们看,并说青苗法害民:“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他责问道:城镇没有青苗,为何要强行摊派“青苗钱”?神宗话音刚落,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坊郭何害?”他说,只要人家愿意,贷给城镇居民青苗钱有什么害处呢?次日,王安石便称病不出,跟皇帝闹起别扭来了。

 

  再拿免役法(又称募役法)来说,它规定:乡户按户的等级向官府交纳“免役钱”,可免去到官府当差的义务,改由官府雇人充役。原先不用当差的官户、女户、寺观,须按同等户的半数交钱,称作“助役钱”。乡户在交免役钱时,还要多交二分,称作“免役宽剩钱”,以备荒年不征收免役钱时雇役之用。免去当差固然好,但所征免役钱太重,到了下面又加码。这项新法,可以富国(富朝廷、官府),但不能利民。韩琦奏章所说“……又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此所谓富国之术也”,就是这个意思。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到了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任知府,有无名氏题诗于赏心亭,开头两句是:“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王安石看到后,不知是什么心情。

 

  “悠悠之议”并非“不足恤”

 

  南宋理宗曾在巡视太学时,下令取消王安石在孔庙中“陪祀”的资格,并写下一段话:“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语万世罪人。”他所写王安石“三不足”论,与《宋史·王安石传》所载不同,该传记载的“三不足”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无论是宋理宗的版本,还是《宋史》的版本,“三不足”是否出于王安石之口或之文,还是个问题,宋神宗向他核实时,他是否认的。故宋理宗对他的指责难以成立。即便他说过“三不足”,“万世罪人”的罪名也安不上。

 

  王安石倒是说过:“悠悠之议,恐不足恤。”“悠悠之议”,世俗之议,众人之议。“不足恤”,不值得忧虑。王安石这句话跟“人言不足恤”有点类似。社会上对新法的议论,官场上对新法的议论,朝廷对新法的议论,他一概当耳边风。

 

  其实,“悠悠之议”并非“不足恤”,不能不听,不能不以为意。

 

  古代的改革,仅有皇帝个人的支持还不够,必须有朝廷上下的支持;仅有官员的支持还不够,还要有下层民众的支持。同时树敌不能太多,否则阻力过大,改革难以进行下去。归根到底,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民众是否拥护、支持改革。所以,下层民众的意见要听,官员们的意见要听,富人们的意见也要听,听了以后作分析。不听“悠悠之议”,很有可能一意孤行,而一意孤行的结果是碰壁。

 

  社会各方面对改革的议论,总会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朝廷,反映到皇帝那里。例如范纯仁就把所见所闻关于新法实行的问题报告神宗,他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掊克财利”即搜刮民财。他提醒神宗注意《尚书》所说的“不见之怨”,即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

 

  《宋史·神宗纪赞》云:“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看来出现了“上访”高潮

 

  社会上议论改革,王安石不放在心上,他的家人倒很在意。据司马光《涑水纪闻》一书,王安石之弟王安国曾力劝其兄,注意社会上对新法的不满:“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公,恐为家祸。”王安石不听。王安国便跑到供奉祖先的家庙,向祖宗哭诉:“吾家灭门矣!”

 

  对政局有一定影响力的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皇后)、皇太后高氏(神宗母),批评新法的话听的多了,对新法的信心就动摇了。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载:太皇太后曹氏对神宗说:“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要皇帝废除青苗法和免役法。神宗不乐了,他说:这两项法令,是利民的,不是害民的。太皇太后曹氏不听神宗辩解,吩咐说:王安石诚然有才学,然而怨恨他的人很多。皇帝爱惜他,想保全他,不如暂且将其外放,过年把时间再召用他。神宗不得不听从,于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被外放到江宁府。“悠悠之议”,怎么“不足恤”?

 

  改革进行到第六个年头,全国很多地方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上朝时对着大臣们直叹气。他想废止新法之“不善者”。并说:“今取免行(役)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皇帝叹息,“两宫”(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抹眼泪,他们既忧且惧。忧的是改革失民心,惧的是天下骚动。

 

  宋神宗不顾王安石的反对,还是来了个改弦易辙,逐步废除新法之“不善者”。临死前,还废止了方田法,即规定丈量土地,确定等级,登记在册,作为征税的依据的法令。《宋史·食货志》云:“帝知官吏扰民诏罢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说,王安石在地方从政的经历不多,对全国的情况了解不多,用“一刀切”的办法解决全国的问题,很难奏效。他写道:“荆公与司马温公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议者谓差役、雇役(免役)二法兼用则可行。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亦罢,独青苗散敛,至建炎初中国乱始罢。”

 

  王安石变法对朝廷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当然离“富国”的目标还很远,“强兵”更谈不上。由于遭遇各方巨大的、难以抵挡的阻力,它不得“善终”,是不奇怪的。

 

  据吴聿《观林诗话》,王安石晚年在所到之处,“书窗屏间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盖痛悔之词”。他书写唐人薛能的诗句,也许是想抒发天下之事“易坏而难合”的感慨吧。

 

  历史小贴士

 

  王安石是个怎样的人

 

  宋朝的宰相王安石是最不修边幅的人。他有时忙着看公文,上朝时来不及吃早点,便拿了面饼坐在上朝的车中去吃,以致弄得满身都是面屑。

 

  王安石也不讲究卫生,他不太喜欢洗脸,也不常换衣服,因此,有时衣服上竟生了虱子。有一次,王安石和另一位大臣禹玉因事一同去见皇帝,不注意衣着的王宰相衣领上有个小虫,可能是个虱子,它从衣领爬上了王安石的胡须。皇帝看了,不觉暗自好笑。禹玉伸手替他捉去,随口说:“这小虫太光荣了,曾在宰相的胡须上闲荡过!”王安石也觉察到了,于是解嘲地说:“它不仅光荣而且幸福,连皇上都亲眼看到了它。”

 

  王安石的生活非常俭朴,不拘一格,毫不讲究,反对奢华铺张的作风。在他任宰相的时候,部属百官宴请他,虽然桌上摆满了佳肴,他只夹面前的几样菜吃。吃饭时他也是心事重重,一副食不知味的神态。他在家里请客时相当随便,一般是两碟小菜,一壶清酒。有一次,他竟将客人吃剩的煎饼饼皮拿来吃了,令客人大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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